邓启耀的博客

往事已矣，大家只有朝前看，往前走……说的好！

家和万事兴,同样世界如果能够和(即使是不同),则人类就有希望

20世纪是个冷酷的时代。这话让人深思，可我们的思想仍在风中漂泊，拿到手的历史屡屡被刻意遮蔽讳饰，灌入理论总是充满了呓语。

前几天李浈教授回国，儿童教养院的“老童”们又找到了聚会的理由。我和女儿也被邀请了（女儿正在做一个关于战后遗留儿童战争记忆的研究）。聚会结束时，老人们照例合唱了几首当年的歌。我第一次带女儿参加老人们的聚会时，老人们高声合唱的场景曾让女儿感到震撼。这个“80后”的年轻人因此开始关注一段她闻所未闻的历史。
散会后，老人们还拉着我们说这说那。那位记下了院长妈妈抚摸的“女孩”对我们反复反复地说，要没有院长妈妈，她活不到今天。她的父亲原来是建筑工程师，战时无楼可建，失了业，和母亲相继去世，剩下她一个孤女，被儿童教养院收留。
走到街上了，一位白头发的老人突然对我说：“为了一个字，我的历史变成‘不革命，不反动’六个字。”老人解放初曾是人民代表，1953年审干（审查干部），要他在那段历史档案中关于李汉魂的记录上，加上一个字——“匪”，他不愿意，说李汉魂是抗日将军，做广东省主席的时候不贪污不腐化，这个字不能加。由于这样的“政治觉悟”，他从此以后和“干部”无缘。
昨天晚上李浈来电话，我提及此事，她竟不知晓。看来，这事埋在老人心中半个多世纪了！李浈感叹道，很多老人都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说就去世了，我遗憾这个事做晚了。她希望在2009年儿童教养院成立70周年的时候，修订版可以再补充一些资料。

欣赏了

转贴女儿8月在她的博客上写的一段文字：
战后的冷暖
最近蘑菇学会了冷暖自知，而且不管冷、或暖，心都要暖暖的。因为蘑菇这段时间正在做自己的课题，是关于战后遗留儿童的历史与现状问题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有着独特个人历史的老人们，让我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冷暖在一个人身上的沉淀，会有什么样的力量。

战后遗留儿童，在国际上是指战争期间和结束后失去家庭的孤儿，或者是非家庭出生的小孩。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二战以后，中国的战后遗留儿童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因为二战及抗战时期，中国的战场在本国领土上，所以大量的孤儿最后被留在在中国。

我现在所关注的，就是广东省儿童教养院的战后遗留儿童。这些儿童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他们是中国抗战的“直接受害者”的遗腹子。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省几个抗战时期的重要战斗区域，如韶关、东莞、增城、惠阳、东江等地。由吴菊芳女士和李汉魂将军在1938年最先倡导和行动而促成的在韶关的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收养了大批来自这些战地的遗留孤儿，这些“孩子们”现在很多都已经80多高龄了。都是非常和蔼的老爷爷老奶奶，总是拉着我的手，让我去参加他们的茶话会。他们的冷暖，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体验的，我冥冥中感觉到那些隐忍和伤痛，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幼稚的灵躯，这些伤痛我只能试图用最郑重的文字写下来。

战后遗留儿童的历史与现状问题，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多是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关注这一领域的新鲜血液。但口述史发展的短短20年间，历史学总是尝试以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尽量全面的思考性来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更多的关注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各种表述：包括语言、文字和影像的积累；对于人群的关注也更多的停留在主流阶级层面，或者从一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下的“直接受害者”或者“直接参与者”等方面入手。

然而，在抗战的巨大阴霾当中，还有一个墨点一直未有引起真正的重视，这就是战后遗留儿童的问题。在各大学术期刊检索中心中，如果直接输入“战后遗留儿童”或“战后残留儿童”将得不到任何检索结果。百度搜索中，也只有几篇对抗战历史的浅显回顾文章中提到这个词。如果输入关键词“战后”，那么得到的多为战后经济、战后社会结构、战后政治体制、战后教育的重建等方面的内容，鲜少提到“人”――作为被战争伤害的孤儿的任何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用不同的观念去探讨。因为他们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他们是直接受害者的遗留孤儿。当“直接受害者”在战争期间被毁灭之后，他们成了受害的延续，并且时间更长、情况更立体。战后遗留儿童这个群体充满了问题：他们是活的，他们背负了身份和历史，他们需要经历的不只是抗战……这些因素都使这个群体具有独特的身份文化边界。

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在我国东三省地区，有很多日本士兵的遗腹子，这些儿童通常被当地人收养长大。这群日本战后遗留儿童在生理身份上是日本人，但是投寄生长在中国家庭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下受到初步的伦理教育和社会道德修炼；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动乱中，他们的“日本人”身份又遭到了政治上的排挤甚至打击；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很多人被要求送返日本，然而回到日本以后，他们难以适应和竞争，往往导致生活的窘迫，而且他们本身在日本国内也不能受到政治意义之外的普遍尊重。战后遗留儿童的身份具有深切的历史痛感，他们的身份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将与整个中国的动荡时期纠结在一起，因此他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现状。

抗日战争持续了8年，死去的人死去了；活下来的人有的成为了烈士和烈属；但战后遗留儿童，成了真正的战争的弃婴。他们所受到的战争影响是长远而深沉的，这一群人，曾共有一个“家庭”――儿童教养院，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战后遗留儿童”。

这个特殊的群体，基本上就是从1938年开始自己的身份，伴随新中国历程走过将近70年的历史，唯一的一批也是最后的一批“遗留儿童”。1938年，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个人家庭生活的结束，也是个新身份的开始。8年抗战，他们参加游击队；1945年，儿教院的遗留儿童们又经历了势不两立的内战和内战中的内战；1949年，他们又陷入了新生政权统治策略的漩涡当中，在混乱中度过三四十年。这三个时间段，他们都经历并且随身携带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去经历。80年代以后，在抗战口述史开始兴起的时候，这一群人被忽略在英烈和直接受害者之外，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弃婴”身份和事实。事实就是他们一直被历史的残留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家庭和个人以及作为自然人的社会地位、作为阶级中人的地位的互相纽结和冲突，而一直拥有着不一样的话语和内容。

校友会定期会举办聚会，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大型的聚会，还有平时假日里人数不同的聚餐等。很开心的是，我经常被老人们热情的邀请去参加聚会，他们在历史冷暖之后仍然保持有的坚定和热情，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前蘑菇的日志上写的一篇小文《论爱国主义》就是说的这个。因为在聚会中我发现他们的爱国主义是没有激进的民族情绪也根本不来自于政治教育的，而是已经在多年的经历催化中变成一种附生在体内的情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赖，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震撼的。

这个聚会对于他们来说，是多年身份的历史回顾，他们的聚会总是充满了回顾和对现实的讨论。在聚会外，他们各自生活在各自的领域里；在聚会中，他们互相之间才可以了解彼此的生活现状。对我来说，这种聚会也是极其宝贵的经验，从聚会中我真实的感受到历史在一群人身上的烙印和创伤，感受到身份的矛盾怎样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徘徊，感受到现实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环境、机遇的和来自身份和个人能力的交叠，然而在这个群体中更为特殊的是，他们的自然人身份已经在战争的剥离下以独特的个人取代了家庭中的人，因此这个身份既是内化的，又是外化的。

从聚会中，我可以看到一群共同特殊和共同患难的人之间特殊的感情和交流， 很多现状也是在聚会中一一得知。部分学员在内战期间彼此划分了界限，一些投靠了国民党，一些投靠了共产党，这就使他们之后的境地也有所不同。一切动乱结束后，以前彼此对立的人又重新开始有了共识和联络，此时互相之间的社会身份已经大相庭径。有的学员从韶关回到广州以后做了学校的教员，有的慢慢升了官，有的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后一直低调的生活着，有的已经彻底的融入在新的社会当中出了国、做了生意……

我希望跟随这些老人，发现“活”的历史。探讨政治事件本身、统计数字和理性之外的经验；探讨除了传统抗战口述史之外的“实态的”的历史；探讨群体内部的文化、心理、观念和活生生的现状。我希望将自己真正的放置在这个群体中，感受、经验和研究。在历史的辅助下，能更深刻更切实的了解和探究到他们的现状，并为他们的冷暖而努力，希望我认识和能够帮助到的老人，都心里暖呼呼的～～～～

烙 印
——儿教院影响他们的一生
1992年，广东科学馆，81岁的吴菊芳站在门外动情地与她的1000多个“孩子”——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一拥抱惜别。 “妈妈，请您多保重。”“妈妈，若不是您，我当年无法幸存到今天。”“妈妈，请再回来看我们。”……
为感谢吴菊芳女士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他们所作的巨大努力，老人们约定永远称她为“妈妈”。
与三万多难童一样，如果没有眼前这位“院长妈妈”，在他们那个抗日战争年代的童年，也许很多人的生命就会因为炮火、饥饿、寒冷、疾病而消失，不为人知，更谈不上欢聚一堂的今天。
当年，沦陷区大批难民不断涌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包括大量没有生活能力的难童。在丈夫（李汉魂将军）的支持下，吴菊芳决心创办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收养难童。儿童教养院（下文简称儿教院）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难童有饭吃，有衣穿，更要让他们有书读，不仅仅是提供物质让他们活下去，还希望通过锻炼和学习，让他们拥有健康强壮的体魄以及知识浸润的心灵，顽强不屈的品格。
随着难童的增多以及年龄增长，儿教院从一个发展到了七个。考虑到不同孩子以后发展道路的不同，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吴菊芳又创办了力行中学（即实验中学）、江村师范和农工职中等多所学校，还有一些人是考入了幼年空军和陆军军官学校。而这些人，日后都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成就了不同的人生，做出不同贡献。
“我从不曾想到自己的体内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使我能够坚持不懈为几千名流离难童和烈士遗孤工作，我不能只作一名名义上的领导人，遇事也亲力亲为……为了治愈战争的创伤。”晚年的吴菊芳回忆说。
儿教院的难童大部分是院里组建的抢救队冒着生命危险去沦陷区抢救回来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听闻“这里很好”而自愿前来的。
儿童教养院七个分院，每个分院有大约一千名难童。人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这么多的儿童在一起是怎么生活的。
为了不局限于一般儿童福利院的救养性质，儿教院制定了“管、教、养、卫”的办院方针，“管”是要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和毅力，使他们成为对自己负责的良好公民；“教”就是全面完整的教育；“养”则强调孩子的自立能力，掌握生产知识和生活技能；“卫”是要保卫祖国，强调健康的体魄。
此外，儿童教养院的本身就是“家、校、场、营”，也就是家庭、学校、工场和军营的结合体。在这里，他们受到院长妈妈和老师的关爱和照顾；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在这里，他们自己动手搭房子、编草鞋、割草捉鱼煮饭；在这里，他们按照军营的纪律生活，每天哨声一响就要马上起床。
尽管物质方面的东西已经很紧缺，儿教院却依然想办法满足孩子们精神方面的需求。他们在沙地上练写字，用小石子来下棋，到河里游泳也成了大家最普遍的娱乐方式。儿教院还专门请了著名的巴栖先生和黄友棣先生分别作词作曲，为孩子们谱写了很多歌曲，并且每周举办一个联欢晚会。在那个年代，这些歌曲在给他们提供了娱乐的同时，也给了他们警醒和激励，直到今天他们还会唱这些歌曲。
1999年，广东儿童教养院校友会成立60周年。八年后的今天，“院长妈妈”已乘鹤归去，校友会老人们名单上的名字也一个个减少。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坚持有组织的校友聚会，保持着联系，并且每个季度出版一本《通讯》期刊。他们的故事，这一段历史，如果今天不记录下来，恐怕日后将会更难真实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黎俊 这一切都是在儿教院时打下了基础
父亲发了工资后会带年幼的他上茶居吃白切鸡、竹节虾，然而，这些都只属于曾经了。外公、舅舅、姑父……八个亲人都没能逃过噩运，在抗日战争期间饿死病死于广州城内，而他，辗转流亡于澳门、南雄，成了走街串巷买菜却不敢叫喊而把一大箩的菜担回家的小儿郎，当了粤北农民家每天只能得到一顿晚饭的放牛娃。对于前途，一片迷茫。
如果没有儿教院，他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呢？“吃着粥水应该能勉强熬过去，但我肯定读不上书了。”
黎俊，这个平凡的80岁老人，因为儿教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
母亲把他送入儿教院是因为他的好学，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书都被他啃光了，《论语》等大篇大篇的古文他也都背了下来，去儿教院，至少他能读书。
于是，在连县龙嘴的2院，他拼命地学习。从图书馆中读到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于是才初一的他回到宿舍就与宿友们 黎俊、区秀容夫妇
探讨物质为先还是意识为先，物质是如何运动的，“嗟，我否定之否定你！”在家校营场中成长，在管教养卫式教育下学习，过着集体生活，每个同学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们亲手搭建自己的营房，以蔗叶为顶，用竹子作墙；打草鞋，割草晒干后用来煮饭；种杂粮，实现自给自足。劳动之余，他们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曲，《我们是新中国的少年兵》《营房是我们自己造的》。甚至还组建了一个儿童粤剧团，唱着文天祥，唱着戚继光，唱遍了整个粤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陈洪有校长在操场会议中的一句话成了黎俊的人生标准，做人中人，而非人上人，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吴应仪老师的《从关人到执输》，使他摒弃了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自私自利思想，还有谭老师的“无言的怒海来潮了/暴君的聖座下长起了剑刺/惯用眼睛说话的人们开口了”。儿教院首先教会黎俊的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标准。
生日过得很艰苦，粗饭青菜，吴菊芳院长见到他们小小年纪就要承担这么多，言道：“这里穷乡僻壤的，什么都缺，唯一的优点就是空气好，你们都是吃空气养大的。”在儿教院的生活中，有四种疾病是最流行的：第一，虱子。无论男女，几乎每个人都有。“那时冬天，物资缺乏，哪像现在有热水啊，肥皂的，没办法洗澡，虱子是肯定的。”第二，冷疮。每天睡觉，睡到暖和时，双脚就开始又痒又痛，经常整夜不能入睡。第三，生癞。而这又分为干癞与湿癞两种，传染性很强，一个人患上了，就会传染到每人都有。后来通过集中整治，涂抹硫磺膏终于根治了这种疾病。第四，肚屙。“晚上寒风飕飕的，非常冷，经常还没能爬到外面去就已经忍不住了，我就因此而拉过好几次屎”。
后来日本人打到了韶关，儿教院必须粤北疏散，从江西三南到连县，从连县再到梅县，一路山路走来，一群难童在战争的恐惧下日夜兼程。背着一个大锅，双腿捆着大米，年长的学生背着年幼的，满路蹒跚。背大锅的那个学生因为再也承受不了大锅的重量，趁老师不注意时，把大锅扔到山沟里面去了。没有锅，怎么煮饭呢？于是他们便一路向农民借锅借来。但年三十时，农民都团年了，没有人肯借给他们，他们便要饿着肚子了。于是，有个人在农民的祠堂里发现了一个香炉，把灰烬都倒掉清洗干净之后，用荷叶作盖，香炉作锅，吃上了一顿团年饭。而黎俊呢，在农民的大厅中坐着实在饿得不行了，发现一个箩筐里装着年糕，也没多想就吃起来了，感觉味道怪怪的，咸咸的，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给猪吃的饲料—豆腐渣。而后来走到去分水岭的时候，要涉水过桥。寒冬中的河水把孩子们的腿都冷坏了，过桥后，点起了火来烘热腿。烘着烘着，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有几个孩子竟然把腿烧焦了，冰冷的河水使他们的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
这些他都坚持下来了，并练就了一个健康的体魄和乐观的精神。作为难童的他本应感到自卑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但儿教院的教育激发了他的自尊自爱、奋发图强，任何事情都往乐观的一面上想，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力行中学毕业后，他辗转到了上海、台湾。在台湾他哥哥的帮助下，他有机会实现他的大学之梦。但他放弃了，选择回国参加到了东江游击队的游击战争中。因为他在上海看到了靠在码头上帮人搬运货物来赚两个钱的孤儿难童们，寒冬一夜过后，死了约一百个；更因为在力行中学里学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之后，他到了广州公安局总队工作，后来又去了建筑工程局。再之后，他当上了教师，离休前的身份是广州工业大学建筑系书记。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经历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黎俊都坚持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儿教院的时候打下了基础。”
采访印象
中山装，行动利索，在广东工业大学沙河校区的大门前，我们迎来了步履轻快的黎俊伯伯。黎俊伯伯身体很好，完全没有80岁的老态。一路上笑说着与我们走回他的住处，谈到养生之道，他说人要粗放一点生活。
进了房门，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放在茶几上的一把剑，黎伯伯今天早上应该是去练剑了。我们刚坐下，他就给我们捧来了满满的一盘桔子和花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吃。看着我们只顾着记笔记没空吃桔子，他亲自剥了几个给我们。
采访过程很愉快，说起儿教院的往事，黎俊伯伯很清晰，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说到兴奋处，还会手舞足蹈的，语调抑扬顿挫的，像说故事一样，很有感染力。还不时跑进房间拿书拿相片，热情地让我们看他写的自传。
为了让我们复印资料，他领我们跑去外面复印了。本来中午是要去女儿处吃饭的，最后却因此没去成，留在家里吃那天早上没吃完的早餐。却对我们说，他女儿都在吃西餐，他不喜欢。
临走前为他照相，他隆重地穿回他的中山装，摆了一个很有型的姿势。

陈荷运 儿教情结
2007年的第一天，早上采访过黎俊老人以后，下午我们又马不停蹄的采访了同是就读于儿教六院，后入读力行中学的陈荷运老伯。
儿教精神帮助度过艰难岁月
陈伯现年81岁，退休前在省民政局收容站（现在叫救助站）工作，现居于省民政局所分配的宿舍。虽然年事已高，但陈伯依然精神矍烁，一头灰白色的头发上是一顶灰白色的帽子，和他不时吐出的俏皮话一样充满活力。
老人的脸上满带笑容，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因为身体不太灵活的关系，陈伯特意把他的朋友---经常给予他帮助和照顾的忘年之交---梅姐叫了过来。梅姐和陈伯一样爽朗，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在这不大的客厅中，我们看见桌上摆满了相片和资料，仔细一看全都是和儿教院有关的相片和资料，有些相片甚至放大了好几倍，陈伯看来是早有准备的，也十分重视这次采访，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个认真的人吧。他告诉我们先慢慢看看相片，等会给我们逐张详细的解说，我们便都被他的认真劲给感动了。
看着看着，我们发现墙上挂着一幅可爱的婴儿照片，便忍不住向陈伯询问起来，原来这是他女儿的照片。陈伯高兴地跟我们说起他女儿的事情来，可是当提及墙上所有的婴儿照片全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陈伯的脸沉了下去。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着，他说：“是呀，我只有一个女儿，”陈伯抬
陈荷运 头看着墙上 的照片，接着说“因为我在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里受到了冲击。这场无情的冲击夺去了我二十多年的青春。”
接下来，陈伯跟我们述说他这段惨痛的经历，包括文革前由于个人历史问题遭到排斥，文革时被流放农村，已经交代了好几次的问题一再被提升，一再被折腾。以及恢复身份后依然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这前前后后，抹杀了他二十多年的美好光阴。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陈伯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再多的苦难，我不是都挺过来了吗？我们儿教院出来的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
儿教特殊教育育英才
的确，儿教院对陈伯的影响是至深的，也是最持久的，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陈伯依然清楚记得当年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让他铭记的人，每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语。说起儿教院，陈伯比谈论女儿时更显兴奋，并从书房中拿出了一大叠书籍，有手抄的，有打印的，还有儿教院定期发行的《通讯》等，全都好好地保存着。一旁的梅姐也说这都是陈伯的宝贝，是不轻易拿给别人看的。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得知，陈伯原是广宁人，生于一户封建大家庭中，是家族中最小的儿子，因此备受宠爱。可是4岁时不幸父亲逝世，11岁时母亲也离他而去了。失去了家庭支柱，陈伯的家很快的衰落下来，到他已初懂人事时，已经一无所有了。当时日军正在我国大地上肆意破坏蹂躏，无路可走的陈伯唯有进入儿教院。陈伯在说起加入儿教团时依然心有余悸的说，如果当年没有进入儿教院，他的生活将无法估计，可能会成为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乡间流氓，又或者成为国民党的勤务兵，绝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儿教院，不同于普通的学校，长期处于战事当中，它肩负着更艰巨的责任。因此，有着自己一套的办学方式，陈伯说儿教院既是一个家，难童们在其中一起生活，院长及老师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后来，陈伯也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军，为抗日献上自己的一份力。不过后来由于国共内战，陈伯便退役了。而在那时，很多儿教院的同学都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参加战争，支援前线。
今天，当年在儿教院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同学们都各有成就。陈伯说，自己不是太厉害，只能当个小公务员，而其他的很多同学，有的成为了教授，有的在国外享誉盛名，有的在国家重要机关担任要务。这都是儿教院特殊教育的成果。也正是因为在儿教生活中得到刻苦耐劳的锻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让陈伯产生了对政治风暴袭击的免疫力，在这样的环境下，顶受住了谩骂与仇视，熬过了人生中黑暗的二十多个春秋。
最感谢的人
而在儿教院的生活中，陈伯说，他最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给了他生活的动力及希望，是他的再生之母。这个人便是儿教院的院长吴菊芳女士。
吴菊芳院长，这个二万多难童共同的母亲，陈伯满怀感动的念着这个梦幻般的名字。想起与吴院长的接触，陈伯的回忆一下子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可以说，陈伯是难童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他与院长有过几次近距离的接触。
第一次是在考上力行中学的入学典礼上。当时儿教院小学毕业成绩和素质好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力行中学就读。陈伯以全部考生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力中。中学的开学典礼，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将军以及他的夫人儿教院院长吴菊芳女士都出席了。陈伯回忆说，主席和院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他们孩子的开学典礼，可见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对培养人才的重视。在开学典礼快要结束之时，新录取的新生中成绩优异的前三名有幸被叫出列，接受院长的询问。而作为第三名的陈伯因此有了与院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陈伯说着抑制不住兴奋，当时的自己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还很害羞，满面通红，心里乱跳，不敢正视院长的眼睛。
第二次是在院长休息室中。作为童军中队长的陈伯，与其他童军队长一起被叫到院长的休息室中接受院长的训话。由于当时院长视察时发现学生中存在很多问题，内务不整，环境卫生差，不注意生火的使用，有引发火灾的危险。因此院长将他们召集起来，加强他们这方面的意识。陈伯说当时自己心里很愧疚，没有把自己的职务做好。院长的教导，句句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后来，午餐送来了，桌上摆满了饭菜，吴院长却一改原来的口吻，以聊家常的方式，教导学生们做人的道理，社交的礼仪，十分和蔼可亲。就跟一个普通人的母亲一样，孩子做错了事，吴院长不是严加责备，而是谆谆善诱，以理服人，这些金玉良言，陈伯说时至今日，依然受用。
还有一次，陈伯无限感激的回忆道，吴院长再次救了他一命。当时已是解放之后，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当时，陈伯不幸患了急性痔瘘，由于无法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于是只得进了方便医院中的免费大房医治。可是住进免费大房的患者，均是鳏寡孤独，城乡赤贫或露宿街头者，进了免费大房，就跟成了医生的实验品一样，九死一生了。陈伯说，当时还得感谢几个同学，是他们劝说当时方便医院的院长批准他先治病再分期付款。可惜，当时陈伯连首期都付不起，这时候，吴院长闻讯，获悉力中学生有难，马上指示秘书把一百元港币寄予陈伯以救急之用。后来院长又托付徐惠仪代校长再带了两百元港币及营养品亲自到病房来慰问。
作为两万多难童中的一员，陈伯深深的体会到吴菊芳院长“不独子其子”的伟大母爱精神。对于陈伯来说，或许对于所有难童来说，吴院长，不是生母却胜于生母。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最后，陈伯为我们唱起了广东儿童教养院院歌，这首励志的歌曲陈伯依然熟记心中，放声高歌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一句“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唱出了陈伯及所有难童当时的心声。正如陈伯所说，受到苦难，这并不是难童的错误，我们没有做错，只是在敌人屠刀底下不得不承认的命运，然而这又不是命运，生命的主动权依然握在自己的手中。所有的难童都有一种信念，这是在儿教院生活的日子中磨炼出来的信念，那就是热爱光明，热爱真理，自强不息，积极进取。
在儿教院生活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影响了陈伯的一生，这种抹舍不去的手足之情，无法割舍的儿教情结，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活在陈伯心中。

布康 烽火的岁月
1988年布康老人离休广东教育学院后被返聘，继续担任副教授，兼任教育科学研究所品德心理及发展心理研究室主任，教科所党支部书记，直至1989年正式走下讲台。
布康老人现在唯一的社会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同窗就读、患难之交的校友会，并任儿教院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校友会《通讯》主编。这工作得到广大校友的支持和信任。且曾多次得到吴院长妈妈的指导、支持和赞扬。正如吴院长妈妈给布康老人信中所说：“校友会的工作是你的专职工作了，要注意身体。”事实上校友会的工作是布康老人目前唯一的工作，也是布康老人乐意去干的事。
“如果不是有抢救队，他别说是读书做教授，是否能活下去都保证不了。”
在那时，战火燎原，日本侵略者到处杀人放火。在沦陷区和沦陷区附近的地方，大人受灾，小孩子更是受灾，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有家归不得。有的成了孤儿，流离失所，有的去乞食，有的沦为小偷，有的去挖树根吃。那时的苦况，不是现在的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在儿教院的《新生儿童大合唱》中的歌词对此写得很生动和形象。在那段苦难的岁月的几十年以后的现在，每当一唱起那首歌《逃出了死亡线》 布康、江流芳夫妇
的时候，布康老人就会想起当年，眼泪就会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1924年5月12日，布康老人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贫穷的雇工家庭。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一个小岛上，可以说是水上居民。那时穷人生的孩子特别的多，穷人的孩子也早当家。他的家里就是穷得连买对鞋子的钱都没有。母亲一共生了十个孩子，除了第三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离开人世外，其他九个孩子都能够长大成人，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幸运的。家里的孩子那么多，还加上祖母，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当放排工的，把杉木等树木砍下来后通过水上流运送到澳门、广州等地，以此来维持生计。但日本侵略者来了以后，守住了码头，一例不许放排，一放就被没收。因此父亲就失业了，家里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生存，只得打些零散的小工，像当搬运工。但是，因为日本侵略者霸占了码头，导致了大量的劳动力失业，工作的机会又少。家里生活难继，迫于无奈之下，大姐被卖到山区一个农民当老婆，换来了一石米。十几个人，一石米维持不了多少天。吃完了，就把七妹卖给一个农民当养女。虽说是做养女，但实际上，煮饭，种田，挑水，什么工作都得做，就像是丫鬟一样。换来的两三斗米吃完之后，又把八妹也卖了。
日寇来到这里，到处炸民房，街道上的人，村里的人，不敢出来，都躲到深山上里去。布康老人小时候的那条村的居民住的都是木棚，在一次日寇飞机的轰炸中整条村焚为焦土。村子烧光了之后，他一个人出来玩，在飞机轰炸时躲在沙堆里。飞机飞走后，他满嘴都是沙，那时只是十几岁的少年，只能放声大哭。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这里一条尸体，那里一条尸体，还有尸体浮在水面上。他一不小心踢到一具尸体，吓得撒腿就跑，直奔回家。布康老人现在想起当时还是心有余悸。
村子没了，吴菊芳院长领导下的抢救队就来了。他们到祠堂宣传，动员儿童到后方。其实当时的他就心动了，想第一批参加，但是家里人不允许。因为那时候布康老人是家里的长子，又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家里舍不得。而且当时对抢救队不了解，不知是真是假，因此第一次就没去。后来先去的那一批人写信回来说在儿教院的生活情况很好，说是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老师就像是哥哥姐姐一样很关照大家，这下他无论如何都想去，在他的软泡硬磨下父母终于答应让他去。那时他已经十四五岁了。
70多岁的他第一次称呼为妈妈的女性—吴菊芳院长
1939年八月，他就进去了儿教院。他在儿教院的生活时间很短，却像是生活在乐园一样，就像是《新生儿童大合唱》中的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林荫下上课，造营房，生产，编草鞋，操练，夜行军……
吴菊芳院长妈妈的辛劳和爱心，给予他们生存和成长的极好条件。对待他们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关怀备至。院长妈妈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一直延续到他七十几岁。1993年9月布康老人的爱人因病去世。院长妈妈寄来美元现金，并劝慰他节哀保重； 1997年6月，他曾昏倒街头被送进医院抢救。一周后才清醒过来，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院长妈妈又寄来美元慰问金给他作保养身体之用，并劝他对校友会工作不要过累，要注意保重身体。他在一次给院长 吴菊芳送给每位儿女的礼物
妈妈信中，曾向她表白，他年过花甲了，才第一次称呼一位女性为妈妈，那就是称吴菊芳院长为妈妈。因为布康老人在家乡称他的母亲为“三婶”而不是称为妈妈。
1940年冬，力行中学要开办了，但是招不够人，就从当时在读五年级的他们中间挑了六个人跳级升入当时叫实验中学的力行中学学习。实验中学的董事长虽然是李汉魂将军，但是实际日常工作由吴菊芳院长主持。班主任先推荐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院长吴菊芳亲自面试挑选。因为要赶着开学，挑选学生就在晚上进行，他们排成一行行站着。班主任老师就拿着一盏灯照在他们的脸上，一行行地照过去，院长也跟着看，看到合眼缘的学生，就问他一些问题，答的还好的，就叫他站出来。接着就照下一个，一路照下去，叫出来了六个学生，布康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儿教院里受到的影响一生的教育
布康老人在去儿教院之前在家乡读过书，老师们都很欣赏他。他的算术特别厉害，班上的同学，只要是遇到算术上的难题，只要找他，他都能帮他们解决，因此，就得到了一个外号—“无敌将军”。 当他离开儿教一院升上实验中学时，瞿瑞如老师在他的纪念册上写道：“人家称你为无敌将军，你怎么才配得上这个称号呢？”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鼓舞了他几十年，无论是读书，参加革命，行军打仗……这句话都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在当老师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如何做，才能配得上是人民教师这一称号呢？在部队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如何做，才能配得上是人民战士这一称号呢？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班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如何做，才能配得上是新中国研究生这一称号呢？所以说，瞿瑞如老师是影响他一生最大的小学老师。
在整个中学阶段，对他来说，得益最大的是，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图书馆。实验中学的一些学生之所以会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而且走上革命的道路和这个图书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是因为图书馆里的图书涉及面非常广，其中不乏很多进步的书籍，像《资本论》等。连那些《辩证唯物主义》、《小儿黑结婚》等解放区的书籍都有。所以布康老人他们，就在图书馆中，吸收了很多进步的思想。其实当时的校长并不是鼓吹进步，而是奉行了“兼容”的思想，重视教育，在外面买了各种各样的书。因此，在力行中学的图书馆里，他们可以找到各种的创作，各样的思想。
在中学的众多老师中，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重大影响的是吴炳镛老师。吴炳镛老师是一个进步青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感到不满，对学生严格要求。当时老师教课文并不是从头到尾的，而是由老师自己挑选一些课文来教。另一个班的老师是兼任训导主任的，专门教那些歌颂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文章。而吴炳镛老师就与之相反，专挑苏联文学，巴金、茅盾、鲁迅等人的作品来讲，而那些歌颂国民党的课文就不提及，据统计，后来他们班参加革命的学生比另一班的要多。在布康老人的记忆中，吴炳镛老师讲得特别精彩的是鲁迅的《药》。布康老人正式开始对现实不满，倾向进步，追求真理，就是在吴炳镛老师讲了《药》这篇文章之后。
由于崇拜吴炳镛老师，布康老人就经常与之接触，有时还到老师的房间聊天。后来布康老人读师范的时候，还是吴炳镛老师当他的班主任。那时吴炳镛老师对他的帮助就更大，要求他每天写日记由老师改。当时，老师对校长不满，校长也不满他，老师就离校。临别赠言时，用“避席厌观猴做戏，修图未许客偷安”这副对联来表述他为什么要走的原因和对布康老人今后应该怎么做的勉励：今后要走的道路不容许你偷懒，你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奋斗。吴炳镛老师这这副对联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后来，日本投降以后，布康老人去广州的第一天就去拜访了吴炳镛老师，当时他没工作，家里又穷，就请教老师，希望老师能提一些意见。吴炳镛老师很关心他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就介绍了一些人给他认识，对他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后来，他和吴炳镛老师一直有联系。他的一生都有吴炳镛老师的影响。

尾声
2007年1月7日，我们有幸参加了从儿童教养院里走出来的老人们举办的定期聚会。老人们为了纪念这段对他们的人生有着非凡意义的历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聚会。
其实，只是聚在一起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只是唱唱当年儿教院里那些似乎已经不合时代的歌曲的聚会，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都会觉得“无聊”。然而老人们却乐在其中。没有经历过的人，当然不会知道其中有多少辛酸、多少趣味，不会知道他们有多么怀念、多么感激那些人和那段岁月。老人们如是说。
岁月在每一个老人身上留下了痕迹，每一个老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相同的，是他们脸上他们的歌声里坚强的、坚强的信念，和感恩。正如黎俊老人所说：“从儿教院到力行中学，这是个熔炉啊！铸造了我的一生。”儿教院给他们的绝对不止是一个避难所，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原则和一直维持至今的良好的习惯。每次听到人们称赞他们良好的学识修养和80多岁依然健棒的身体，他们像是“串通”好了似的，会给人同一答案：“多亏在儿教院里的那段岁月。”
儿教院不仅对当年身为难童的老人们有着非凡的意义，对国家、对历史也教上一份令民族和时代满意的答卷。 “我们从儿教院出来的难童们，虽然不敢说每一个都成了国家和社会的顶尖级人物，但绝对没有一个是社会的渣子。”儿教院的儿女们在走出儿教院以后，都成为国家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建设者。对于这一点，老人们时常引以为傲。
是的，儿教院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的救援机构，她所完成决不仅仅只是救援的任务，更肩负起了挽救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使命。儿教院用爱和责任培育了这一代，在他们心上，亦为我们的民族和时代，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2007年1月12日完稿

参考文献 ：
李浈《花开梦怀》，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邓启耀 《历史的感性记忆和生命经历》（《讲述历史：抗日难童的真实人生》序言），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广东儿童教养院校友会通讯》第四十五期。
黎俊、区秀容、陈荷运、布康、江流芳提供的个人自传及其他资料。

小组成员：黄璐璐 、 李倩瑜、吴津柳、林晶晶、周英

注：这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05级本科生部分同学的访谈笔记。

　　對于我来自台灣，在不同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下長大的我，且在大陸待了五年多的年輕人而言，讀這篇文章特有感覺。
　　我想藉此呼應鄧老師的觀點。中國人的歷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一個皇朝推翻另一個皇朝的歷史不斷地重演，這美其名是推翻暴政，打倒未能帶給百姓安康樂業太平盛世的昏君，但是每次的革命，受苦受難的總是百姓，我們已經苦了幾千年了，想想：我們還要繼續用這樣的方式捲入歷史的漩渦，不斷地重導覆輒吗？以前之所以必須用激烈的手段，是因為沒有其他不同意見的聲音，不能有批評、不能有不同於掌握權力的人意見的言論，這是一言堂的霸權（話語權）的封閉社會。如今，我們可謂生活在中國有史以來，最開放、活潑的年代，我們需要不同的意見聲音，多點監督(輿論)的力量，阻擋可能發生的權力墮落（哪個朝代剛開始不是太平盛世：開元、貞觀之治，康雍乾盛世...，權力真的會使人忘了自己的!!），現在的中國，是跳躍式的進步，但是歷史教訓我們，如果讓權力不受控制的擴張，最後導致的將是滅亡，將是百姓的苦難。
我上述所言，希望不要以太多的政治立場看待，我只是期待中國不要再重複祖宗們所犯的錯誤，辛苦的是百姓啊!!文化革命，雖然我沒經歷過(我出生的那年，剛好是革命結束的時候)，但是我猜想所有曾經歷過的人，應該都會認為這段時期是恐怖、不願回顧的悲劇吧!? 所以我鼓勵，人民該有不同的聲音，勇敢發表出來。在這篇文章，吳女士被國家領導人接見時，講了：“不能再整人了!” (吴菊芳，8章)這句話，我實在覺得她太勇敢了，她的出發點，單純的就只是心疼流離失所的老百姓，令人感動啊...。
我想，沒有人希望我們的國家再有任何動亂的情況發生，每個人都希望和平、富足、平安。這是十六億人民的心願。我要感謝所有曾在國家有戰亂時，默默付出的人們，雖然你們不見得會被大家所熟知，但是，你們確實幫助到千千萬萬受苦的同胞！我尊敬你們！！我們將盡每個人可以貢獻的微薄力量，阻止悲劇再度發生，以報答你們曾經的付出。
　　最後，我想談到兩岸話題：雖然台灣跟大陸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畢竟同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兩岸的百姓沒有人願意再看到骨肉相殘的歷史悲劇，我想呼應文章的二句話：“和无须同；和而不同”。在這多元的世界，特別是我們學人類學的都知道＂文化相對論＂的概念，我們應當彼此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制度）選擇，不用＂霸權＂（文化霸權、政治霸權、武力霸權...etc.)強迫另一群人信仰自己的觀點，這才是健康的態度。期待兩岸同胞都幸福，早日達成有利百姓的解決方案，我們所有中國人都不想再流離失所、顛沛流離啦，加油，兩岸的中國人們!!

谢谢各位！

崔颖茜同学，你的留言看到了。但我没有办法专门给你回复（也许是你没有开博客吧），所以先留言这里。谢谢你对海鸥老人的爱！

当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经历而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和政治记录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想想“人”的问题。

嗯，我們確實應該要"以人為本"的態度看待歷史，面對活生生的"生活"時，更應該時常警惕，我們是否離開了"你我他的～人"了?
我們常常可以發現:公共設施的建設，本來是為了便利人群；醫療制度的建立，本是為了服務大眾；所有工業設計的產品，本來也是為了使人們生活更方便、更優質。
不過我們有時可以看到，很多初衷是好的構想-"以人為本、為主體"的設計，到了後來容易變調，追求的是譁眾取寵、或是冰冷的就只是落實當初所設計的工作內容，當大家都缺少對"人的關懷"時，我們的無情、冷淡，將會在社會中無處蔓延。
＂人＂是要用感性的態度對待，＂人＂是實實在在的生命體，是要彼此互相尊重理解的。前幾年台灣的廣告評選活動中，ＮＯＫＩＡ取得了最優秀的獎項，評委們提出一個很主要的理由，是因為他們的slogan用了: "我們相信-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句話。所以ＮＯＫＩＡ一向給人感覺使用簡單方便、造型不複雜、手感好，他們一直還在堅持，以＂人＂為出發點的設計理念，所以我喜歡他們的手機，呵呵（我沒幫他們打廣告喔，只是剛好聊到這話題...)
未來我們該用更多的關懷、熱情、嚴肅的態度，去關心所有不論身分階級、貧賤富貴的＂人們＂，因為我們也是＂人們＂中的一份子呀！我們懂得以"人"為出發點設想問題時，事實上也是尊重我們"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