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启耀的博客

图像时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视觉人类学对话之二）

2007年11月29日

作者 邓启耀 08:15 | 点击 (236) | 本文地址 | 最新回复 (3) | 视觉人类学

邓启耀：senkey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涉及观看和被观看、观看立场、观看幻觉等，我们其实可以就这些问题继续深入讨论。

senkey：您曾经谈到马库斯关于“重新界定访谈对象”的问题，你由此引申也要“重新界定访谈者”，这不能不涉及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您能否展开谈谈？

邓启耀：还是举例讲吧。我从2005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事情，是我的同学吴文光主持的一个项目，中国民政部和欧盟合作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具体说就是把摄像机交给一些农民，让他们去拍。这些农民都是自己报名的——报上登了，可以提供摄像机和经费让农民自己去拍摄。许多人看了都觉得肯定是骗人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不怕被骗的几个想，反正身上没钱，去了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就去了。吴文光的工作室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像个地下黑工厂，里面有大狗。没被吓倒的就敲门进去了，寨主吴文光本人长一个黑社会老大的样。忐忑不安中熬到第二天，居然真来了洋人和民政部领导，讲了意义，发了机器和钱。咱农民兄弟一下子调动起那种情绪：我们是从十亿农民中选出来的，我们应该为农民发言。然后就下意识地模仿《焦点访谈》，要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这个活动的主办者不想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叫他们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就好。这个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把摄像机交给你自己，交给村民自己来拍，不是由我们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纪录片人来拍。

我作为评委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可以就近做些观察。评选时有两个评委会，一个是专家学者的评委会，一个是随机由在北京打工的村民组成的评委会。一起看片子，奇怪的是两个评委会都公认一个片子好。这个片子是由北京郊区的一个邵大妈拍的，她一开始想拍主题先行的东西，拍不到。很懊丧，说哎呀我对不起你们了，我没拍好，我退出吧。组织者说，你先把拍到的东西我们看看啊！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拍的东西拿出来。剪辑的那个人有眼光，剪了个片子出来，绝了。摄像机和她化为一体，摄像机就像她的眼睛，邵大妈作品绝的一点是，正因为她没有受过太多专业的熏陶，不会像电视台编导一样刻意要求对象“不要看镜头”，装作摄像机不存在；努力避免摄制组或非预定人物事件“穿帮”、“出镜”，像梅索斯兄弟一样冒充“墙上的苍蝇”。[1]她拿那个摄像机就像拿锄头一样，随身携带，走哪搁哪，不像专业人士那样神神秘秘咋咋呼呼。村里的小孩乍见邻居大妈拿回个新鲜玩意儿，忍不住围着镜头看。看就看呗，邵大妈开着机，拍下了好奇的眼睛；村里人不会在邵大导演开机的时候悄然无声或按需要说话，他们一如既往地打招呼，大声嚷嚷，说笑，然后走人。他们不是面对“镜头”，而是面对乡亲邵大妈；邵大妈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导演，开了机，还是像往常一样跟乡亲们打招呼，大声嚷嚷，说笑，没有隔膜，也无避讳，镜头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种很真挚的东西，大家看了都叫好，就评了个一等奖。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就用她的题目来写：《我拍我的村子》。我把题目分解：“我”，主体变了，是真正“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角度；“我拍”是活动本身，是“重新界定的访谈者”。一个是主体，一个是主体来做这个事。然后“拍我的村子”，也是对重大主题的一个颠覆，“重新界定的访谈对象”，就是拍一些日常的情况，但是日常的情况不琐碎，有意义。所以在场的几个评委说，哎呀，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来自各方的学者艺术家们开始上纲上线，扯许多有关主位和客位、工具象征、工具与权力、认知模式和诠释、分享与误读、视觉表达方式及表达语境甚至本我、原生态、元视觉之类玄乎乎的东西。

活动结束以后，就没事做了，有些农民还继续拍，有些做别的事了，但是相互之间还保持一些联络。里面许多故事，很有意思。

编辑：听说您把他们请到中山大学来了？

邓启耀：2006年11月，中国民族学会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主办一个研讨会，其中有两个分会场，都是视觉人类学方面的，一个民族服饰研究分会场，一个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我受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委托，负责筹备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这一块的事。

“‘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是我们在这个大会上重点推出的特别节目，包括吴文光主持的中国民政部和欧盟“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和美国加州大学李浈教授曾经主持的“农村妇女自我写真”项目。因为找的赞助有限，我想把钱花在村民作者身上，请他们来，带作品参会，重点是让他们来介绍拍摄的过程，看看主位的“文化持有者”是怎样进行视觉表达的。希望提供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看人看我”的多重视角，讨论关于“重新界定访谈对象”、“重新界定访谈者”、“主位”和“客位”、“我”和“他者”、“观察与被观察”等有趣问题，面对面直接对话。

senkey：我们也很关注村民影像计划。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负责接待，当村民来报到时，有人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怎么让“民工”来参加，是作秀。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其实这个项目早已在哈佛、牛津、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交流过，怎么在中国反而成为怪事了呢？你如果有时间读一下他们的拍摄手记（都收进会议文集中了），或者看看他们坚持不懈的电子邮件群，以及为了拍摄季节性流动“棉客”、“椒工”，自己也去摘棉采椒。看他们写的和拍的东西，你不能不对咱们的农民兄弟刮目相看并深深感动！

senkey：我有些明白马库斯关于“重新界定访谈对象”和您“重新界定访谈者”的说法了。这又是一个颠覆学术“幻象”的说法。

邓启耀：“颠覆”说不上，仅仅是希望做人类学的不要忘了人类学精神而已。

编辑：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推动民众影像的普及吗？

邓启耀：不仅于此。其实类似的活动在很早以前，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大师让·鲁什所谓“共享人类学”，拍摄时基本上是要和村民一些商量怎么拍，虽然这种片子不一定好看，但是它的学术意义和教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作为从事教育的人，我希望我们学生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真正平等意识，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培养。我之所以鼓励像senkey这样的同学从“平视”的角度，拍一些平常、平等、平和的照片，就是基于此。

senkey：有一位朋友看了我博客上的照片，留言说：“人文精神最起码的一个原则就是平等......当少量典型被快餐式的煽情而取代了更多的非典型，那大部分的平常人还能期待被平等关怀的对待吗？”说起人文类的影展，他说他“印象深刻的是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举办的《稻米与我》（即“稻米之路II——五个稻农的镜头”项目）影展，从5个最淳朴的，原本还不会使相机的农民的镜头下我看到了他们完整的生活。当时就有人说来了5个农民，把一众摄影师全灭了。的确，摄影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技术行为而已，通过这种技术把想看到的东西留了下来。多数的人文摄影者是把自己想看到和别人希望看到的东西拍了下来，但是有没有想过把其他的真实性也记录下来。生活中除了大喜大悲，更多的是由无数的小喜小悲构成，那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喜欢摄影的大叔）看得真到点。

编辑：类似的影像活动以后还会继续开展吗？

邓启耀：还在继续，但其实是我那个同学出钱在支持。村民作者有事，还是习惯性地给他打电话，哎呀我已经拍了十盘了，现在没带子怎么办。然后他就会买十盘带子给寄过去。后来有个人成立柑桔合作社，在成立合作社同时也成立一个DV放映室，我同学也赞助了一台电视机和播放机庆祝他们成立，专门放映农民的作品。谁的西瓜熟了，打电话叫他来拉，他还真过去拉些西瓜回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