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异域的观音（五尺道述古20）

2010年02月5日

作者邓启耀 09:54 | 点击 (131) |

也许我们不要太拘泥于这种混杂，不要太执着于什么“正宗真传”。南诏大理艺术的魅力，从根本上说，正来自于这种站在十字路口的大胆交合。这一切的意义，不在于什么“原生”、“派生”的考证，而在于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这个人文地理的交接部位，文化的多元性、扩散性、交融性以及宽和兼容的文化心态、文化气度，确是令人由衷叹服的。

马帮从这些古道西行，西域的梵僧和观音，也大概是从这些古道东来。在民间传说中，观音总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出现。

传说，洱海龙王为了扩张领地，派三公主四公子到离巍山县城30余里的瓜江（红河上游源头河流）峡谷地带，想堵住西流的江水，把巍山坝子化为泽国。三公主亲眼见人间风景，不忍让百姓葬身水府，和四公子发生争执。四公子执意要按父王命令行事，正在紧急关头，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婆婆飘然而来，把四公子化做一座小山，并在上面镇压了一个封川塔。三公主无颜回见父王，也化为一座山和哥哥相伴，人称美女山，即现在的巍宝山。[1]

这位飘然而来的“面目慈祥的老婆婆”，在另外的传说中被叫做“观音老母”――云南人对观音的一种比较乡俗化的称呼。在民间信仰中，她在整治孽龙、河妖、罗刹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她化为一个老太太负巨石吓退外敌的故事，在大理地区家喻户晓。

但观音并非本地籍贯。她在进入大理地区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波折，和当地土著发生了冲突，或传教无人理会，弄得不得不掏出自己的心来给大家看。这个传说，已经凝固在剑川石窟中那尊引人注目的剖心观音雕像上了。

剑川石宝山石窟剖心观音雕像剑川石宝山石窟被当地人称为“愁面观音”（当为维摩）的雕像。他悲悯地看着不知觉悟的俗人。

由于这种信仰，民间流行最广的就是观音故事，在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艺术中，最被看重的便是观音造像。本世纪初大理地震从塔顶掉下一些青铜造像，某年维修大理千寻塔时，发现各类观音造像53尊。这使人想起历史上那几次动辄“造佛万尊”的盛举。巍山龙于山石刻、昆明拓东经幢、大理塔藏文物和寺庙塑像、晋宁观音洞壁画、大理国张胜温梵像长卷以及各种崖壁画、书刊木刻图像、脱模泥塑等，都少不了观音造像。而且，这些观音造像，往往是位置最突出、工艺最精湛的。

大理国时期“阿嵯耶”观音造像，和《南诏中兴画传》上的“阿嵯耶”造像一模一样。这样的造像，大理地区当时据称数以万计。（邢毅摄）

在此不能不重点谈一下号称“云南观音”的“阿嵯耶”观音铸像。“阿嵯耶”与梵文Acarya（“阿吒力”）音近，“阿嵯耶”型的观音铸像基本特征是头戴化佛冠，发梳高髻（或称“菩萨蛮”发式），上饰多股丝束，有发箍、耳饰或头套；手结妙音天印，上身直立袒露，男身，仅饰项圈和臂钏；下身着“莎笼”式薄质透体长裙，重腰饰，另有腰带于正中打结并垂下，再一条饰带则在前面半挽后掖于两侧；赤足，或单立，或背有镂花火焰纹背光，其造型和《南诏中兴画传》、《张胜温画卷》上所绘“阿嵯耶”观音均为同一类型。铸像有金质，银质，银或铜质鎏金，青铜质等多种。最贵重者为一尊重达1130克、高26厘米的纯金观音立像，另一尊为高49．5厘米的铜质鎏金观音像，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尊。

有关“阿嵯耶”观音的来历，学术界说法颇多。因为它太独特了，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印度、缅甸系统或中南半岛系统；有的认为出于南诏、大理国本土，是当地民族融合几种信仰而合成的一尊神神祗。

拥有众多工匠和艺术家的南诏大理，吸收来自各方的养份之后，都会经自己的手再创奇迹。现藏于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被称为“云南福星”的一尊青铜“阿嵯耶”观音像，就是一件出自于大理工匠之手的铸像精品。有铸像裙裾背面的铭文为证：“皇帝骠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机相承万世”。除祈福用意，明证此像为公元1147－1172年在位的大理国国王段正兴出钱为其子所铸。

　　据专家的技术检测，证明大理发现的和流散欧美的一大批阿嵯耶观音像，都是原产于大理国时代云南的古代文物，全是真品。这些铸像严格按照统一样式制造，造像风格、手印一致，尺寸悬殊不大。但众多观音又不雷同，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这说明在12世纪，大理的青铜铸造水平已具规模，且人才辈出。既有不改形制的统一标准，又有不同创作者在铸造过程中的微妙变化，造型、模铸工艺和鎏金技术已是十分精湛了。如果《南诏图传》所绘忙道村民熔铜鼓“铸作圣像”的情况有依据，那么，云南制作阿嵯耶观音铸像的时间，起码应推到公元七世纪左右。

查史料，约绘于公元9世纪末的《南诏中兴画传》首见“阿嵯耶”观音之像，但画传己明明白白画的是来自西域的梵僧到洱海地区传教，引入了铜铸的“阿嵯耶”观音。《南诏中兴画传》文字卷记有一段文字：“保和二年乙巳岁（公元825年），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安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寺。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讲完圣迹故事之后，图传文字卷还记录了南诏王舜化贞的一篇敕令：算是佛教进入洱海地区的一个权威说法：“敕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2]借佛教之事，将南诏文化与几大文化交融的关系，一语道出了。

正好书架上有法国朋友M.Postel送我的一本艺术画册《Antiquities of Himachal》，主要内容为有关印度的宗教艺术考古。其中有一些作于公元7－9世纪的石雕、铜像和铸造于12世纪以后的铜像，尺寸不大，造型和云南的阿嵯耶观音颇为相似。这些造像多为印度教神祗，其中保护神毗湿奴（Visnu）的高髻（或冠）、直立的姿态、裙裾及腰带缠式、光裸的上身和项圈臂钏，乃至背后的焰纹等，都有不少相似之处。[3]我当然还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但从直观上看，那种装束似乎是当时南亚一带的流行式样。它们应是有某些联系的。

印度作于公元7－9世纪的石雕、铜像和铸造于12世纪以后的铜像。M.Postel,A.Neven,K.Mankodi:Antiquities of Himachal.p38、46、47、97、98、106、108、110、122.Franco-Indian Pharmaceuticals Private Limited,1985.

无论怎么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很值得研究：它有“阿嵯耶”观音类型，也有藏传或汉传佛教观音类型；有男身，也有女身；我甚至在它胸肩造型的结构样式上，看到它与古埃及艺术相通的神韵——说大点，它们毕竟同属于东方文化的系统。

也许我们不要太拘泥于这种混杂，不要太执着于什么“正宗真传”。南诏大理艺术的魅力，从根本上说，正来自于这种站在十字路口的大胆交合。请看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理国梵像卷》，就是一件杂交的杰作。论神佛，有来自东土，也有出于西域（如龙王们，有两种绝然不同的造型，有的有九头蛇的蛇冕，散发着浓重的古印度原始气息；有的则是汉地的文官武将，仪表堂堂）；辨教宗，有藏密护法，也有禅宗祖师；说技法，有白描素勾，也有金碧重彩……真个是诸圣并举，人神共处，运笔赋彩，随心所欲，而这一切，竟毫无唐突抵牾之感，尽如一气呵成，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切的意义，不在于什么“原生”、“派生”的考证，而在于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这个人文地理的交接部位，文化的多元性、扩散性、交融性以及宽和兼容的文化心态、文化气度，确是令人由衷叹服的。